官海浮沉我的三十年仕途笔记第121章 被磨平的棱角

时间像一把无形的锉刀在政策研究室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日复一日地打磨着我。

那份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通知稿在经历了张主任精细到近乎苛刻的“修改的艺术”后终于以一种四平八稳、无懈可击的姿态正式印发。

看着那份最终成稿我心里没有多少成就感反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

它像一件被过度打磨的工艺品光滑、规整符合一切标准却失去了最初那份可能略显粗糙但充满生命力的触感。

这种“被磨平”的感觉并不仅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渗透到了我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开始习惯在发言前先在脑子里过三遍：这话该不该说？该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我学会了在会议上当讨论触及敏感话题或出现分歧时保持沉默或者用“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不同角度看都有道理”之类的万金油式发言来应对。

我甚至开始模仿老张他们在非工作场合谈论一些无关痛痒的天气、养生、孩子教育之类的话题小心翼翼地避开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领域。

我的穿着打扮也越来越向“标准机关干部”靠拢。

以前在学校和刚工作时我还偶尔会穿一些带点个性的衬衫或裤子现在我的衣柜里几乎清一色是白衬衫、深色西裤和夹克力求低调、稳重不引人注目。

有一次处里组织去郊区的农业示范园参观学习。

示范园建设得很漂亮大棚里的果蔬长势喜人介绍的同志口若悬河大谈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

随行的记者忙着拍照领导们频频点头。

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我却注意到大棚外不远处有几个当地的农民蹲在田埂上抽着烟眼神复杂地看着这边热闹的场景。

我下意识地想走过去跟他们聊几句问问他们对这个示范园的看法土地流转后他们的生活怎么样。

但脚步刚迈出去我就顿住了。

我想起了清河县的报告想起了张主任的告诫想起了周副秘书长关于“策略”的点拨。

在这种公开场合领导在场记者在侧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干部贸然去跟农民交谈会传递出什么信号？会不会被误解？会不会给处里、甚至给研究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内心的冲动与现实的顾虑激烈交锋。

最终那套已经逐渐内化的“生存法则”占据了上风。

我收回了脚步若无其事地跟着大部队继续参观脸上挂着和周围人一样的、恰到好处的微笑。

但那一刻我心里很清楚我身上某个曾经尖锐的棱角就在那犹豫和退缩的瞬间被悄然磨去了一小块。

一种细微却清晰的痛感蔓延开来。

晚上回到宿舍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感到一丝陌生。

镜中的人穿着规整的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里曾经那种无所顾忌的光彩似乎黯淡了些许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或者说是一种被压抑后的平静。

我拿起那把用了很久的、笔杆上甚至有些掉漆的英雄钢笔。

它曾经陪我写下激扬的文字写下对不公的愤慨写下充满理想主义的报告。

而现在它更多的时候是在起草那些经过反复斟酌、打磨得光滑圆润的公文。

“我是不是正在变成自己曾经不喜欢的那种人？”一个声音在心底响起带着质疑和不安。

我想起了大学时代和陈默、赵瑞龙他们在宿舍里彻夜争论挥斥方遒。

那时的我们以为凭借知识和热血就能改变世界对官场中那些“磨棱角”的说法嗤之以鼻认为那是妥协和堕落的开始。

而今陈默在纪检系统据说依然保持着他的锐气；赵瑞龙在下面的市里听说很会搞关系走得顺风顺水；而我在这个号称“智囊”的政策研究室却真切地体会着被“打磨”的滋味。

这不是简单的妥协或堕落而是一种更复杂、更无奈的成长。

就像一块山里的石头想要被用来铺路或者建筑就必须经历打磨磨掉那些扎手的棱角才能更好地嵌入既定的秩序之中。

王老师说过这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做事”。

周副秘书长也说过要“保护好自己”。

他们都对在现实的坐标系里他们都对。

可是当棱角被磨平那个最初的、带着锋芒的“我”又会剩下多少？ 我拧开钢笔吸饱墨水铺开稿纸却久久无法落笔。

我知道我再也写不出那份关于清河县的、带着泥土气息和灼热温度的原始报告了。

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也是不会了。

我已经习惯了那种经过“艺术”处理的、安全的表达方式。

这种“被磨平”或许是一种成熟一种适应。

但它所带来的还有一种深深的失落一种与过去那个天真却充满激情的自我逐渐剥离的隐痛。

窗外的省城灯火璀璨。

我知道在这片璀璨之下有无数像我一样的人正在被各种无形的力量打磨着塑造着以适应这个庞大体系的运转。

我的棱角还在被继续打磨着。

这个过程无声无息却真切地发生在每一个谨慎的措辞里每一次克制的冲动中每一天循规蹈矩的生活里。

我不知道当所有棱角都被磨平的那一天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是彻底融入这片官海的平静水面成为一滴不起眼的水珠？还是能在光滑的外表下依然保留着内心深处那点不为人知的坚硬与温度？ 答案或许还需要在未来的岁月中慢慢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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