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执政官第40章 江南斗争升级

就在朱厚照于西苑播撒未来种子之时江南的局势在《京报》第二期出刊后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费宏忠实地执行了皇帝的指示。

第二期《京报·实务选编》重点刊载了文贵在苏州府查实的一起典型案例：苏州府下辖吴县粮长沈荣勾结漕帮小头目及县衙户房书吏在去岁漕粮征收中将本应“折色”的部分强行要求粮户缴纳“本色”并在斛面上大做手脚采用“踢斛淋尖”等手法额外多收近两成粮食中饱私囊。

导致数户小农因无法足额缴纳而被迫卖田甚至有老农不堪逼迫投河自尽。

文章详细列出了人证、物证（包括被篡改的粮票存根和私下分赃记录）数据翔实过程清晰令人发指。

同时刊物再次醒目地提到了漕运弊政导致的巨额浪费并与杨一清奏报中提及的宣府镇某部因粮饷不继、士兵只能日食一餐的窘境并列刊出。

这组报道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剥开了江南官绅“体恤民生”的虚伪外衣露出了其内部残酷剥削的实质。

投河老农的惨状与边关将士的饥寒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道义上给予了反对派沉重一击。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在苏州原本一些被蒙蔽或被迫沉默的中小地主和普通粮户看到《京报》上披露的、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案例积压的怨气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虽然不敢公然对抗但私下里的议论风向开始转变对文贵整顿“浮收”等弊政的抵触情绪大为减轻甚至隐隐抱有期待。

在南京国子监江南籍的监生们陷入了尴尬和分裂。

他们中不少人家境优渥与官绅集团关系密切但年轻人的良知和读圣贤书培养出的正义感又让他们无法对《京报》上血淋淋的事实视而不见。

“这沈荣真乃衣冠禽兽！”一名性情耿直的监生怒道“如此盘剥小民与盗匪何异！难怪陛下要大力整顿！” “可是…如此公然刊载是否…是否有些不教而诛？毕竟只是个案…”另一些家有类似恶径的监生试图辩解但语气远不如之前强硬。

“个案？《京报》首期数据难道是假的？正是这无数‘个案’才堆砌出那般触目惊心的总数！吾等读圣贤书当明辨是非岂能因乡谊而罔顾事实公道！” 江南士林内部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一些较为正直或与漕运利益关联不深的士人开始公开撰文支持朝廷整顿积弊呼吁“清流自省”、“涤荡污浊”。

虽然声音还不算强大但标志着皇帝寻找“开明派”的策略开始初见成效。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江南官绅集团的反扑更加隐秘和阴险。

他们不再大规模制造舆论而是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

一方面指使御史言官继续弹劾费宏和《京报》“以偏概全”、“渲染个案”、“破坏官场和睦”；另一方面则动用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开始在实务层面给文贵制造麻烦。

漕运开始出现一些“意外”的阻滞。

并非大规模的罢运——那等于公开对抗朝廷——而是某些关键河段“恰好”需要疏浚某些重要闸坝“意外”出现小故障需要检修导致漕船通行效率明显下降。

同时江南市面上开始流传“朝廷或因漕运整顿不顺欲加征东南商税以补国库”的谣言试图煽动商人阶层对改革的不满。

更厉害的一招是他们利用其在朝中的关系推动了几位籍贯北方的官员上疏以“漕运事关京师根本不宜久拖不决”为由请求皇帝下旨催促文贵尽快恢复漕运全效隐隐有将“影响漕运”的责任扣在文贵头上的意图。

这一套组合拳打得极其刁钻将政治压力、经济手段和舆论谣言结合了起来。

文贵在江南的压力陡增。

他一方面要顶着压力继续查处积弊推行“定耗羡”等新规；另一方面又要分心应对漕运出现的各种“意外”协调地方官府进行抢修疏通疲于奔命。

他连续上了几道密奏给皇帝详细汇报了江南的复杂局面和遭遇的软抵抗。

乾清宫内朱厚照看着文贵的密奏和司礼监、锦衣卫报来的关于江南动向的消息面色凝重。

他感受到改革进入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

对手不再正面强攻而是利用其盘根错节的势力从方方面面进行消耗和阻滞。

“看来光是《京报》和数据还不足以打破这僵局。

”朱厚照沉吟着。

他需要给文贵更直接的支持也需要在朝堂上给予反对派更明确的警告。

他思索良久提笔写下了几道命令。

第一道给文贵：“卿在江南辛苦可知。

彼辈伎俩朕已洞悉。

漕运阻滞之事朕已命工部及漕司立刻派员南下协助勘查维修所需钱粮由内帑直接拨付不必经地方之手。

卿可放手施为重点打击如沈荣案等民愤极大、证据确凿之典型以儆效尤。

至于朝中杂音朕自会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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