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刘据之逆天改命第416章帝国根基与北疆困局

靖汉十八年·夏·贵山城行宫：孔仅头破血流被拖出行宫监军奄奄一息被杖责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在贵山城行宫内外乃至随驾的官员中小范围传开。

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虽然无人敢公开议论但那种无形的、压抑的恐慌与不满情绪已然在暗流涌动。

许多出身儒林、秉持传统“仁政”理念的官员内心无不惴惴既对孔仅的遭遇感到兔死狐悲更对皇帝如此粗暴对待言官、默许边将“暴行”感到深深的忧虑与不满。

刘据深谙朝堂博弈之道他非常清楚这件事绝不会因为一个御史的血而结束。

那套僵化的道德话语体系拥有强大的惯性和反弹力。

那些留在长安、乃至随驾的儒臣清流很快就会利用各种渠道上奏疏、造舆论甚至联合起来用“祖宗度”、“圣人之教”来向他施加压力试图挽回“道统”的颜面并将李凌钉在“残暴不仁”的耻辱柱上。

绝不能陷入被动防守！刘据深知必须先发制人掌握绝对的主动权将事件的定性权和解释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并借此机会推行他深思已久的思想变革。

他立刻召来中书监的亲信大臣口述旨意以最快的速度起草了一份措辞极其严厉、意图极其明确的诏书。

这份诏书并非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是直指整个御史监察体系乃至官员的认知基础。

诏书的核心内容如下：严厉问责御史府：诏书开头便以极其沉重的语气斥责御史大夫（御史台最高长官）及整个御史系统“察举失当用人不明”。

指责其派遣的御史“不谙边事空谈误国”如同盲人摸象仅凭道听途说和僵化的教条便妄议前方浴血将士险些“动摇军心贻误战机”。

要求御史大夫即刻上表自陈失职之罪并限期对御史台人员进行整顿。

确立新的御史任职资格：这是诏书中最具爆炸性、也最具颠覆性的一条！刘据明确规定：“自今日起凡新晋御史、言官及未有边郡、军旅经历者欲风闻奏事、参劾边将必先赴边疆军前效力！随军三年亲历战阵体察边情！” 诏书强调唯有如此方能知“兵凶战危之实”解“将士征戍之苦”而后其奏议方能“切中时弊非为空言”！此举等于从根本上改变了言官的选拔和认知路径将实践经历作为了拥有发言权的前提。

重新定义主要矛盾与舆论导向：诏书以宏大的视角对当前帝国所处的阶段进行了定性。

刘据明确指出：“当此之时大汉之首要在于拓土开疆靖平边患！与四方蛮夷乃高强度军事对抗之势非往日承平之世可比！” 因此朝廷上下一切政令、言论皆需服务于这个核心目标。

要求所有官员必须认清这一“主要矛盾”舆论评价必须基于现实的残酷性与必要性而非脱离实际的迂腐教条。

必须给予前线将士充分的信任和决策空间体谅其“不得已之作为”朝廷要为其担当而非掣肘。

为李凌事件定性：在诏书的最后刘据虽未明确为李凌屠杀战俘的行为背书但却定下了调子：此事乃“特殊情势下之非常之举”其功过是非陛下自有圣断非外臣可凭臆测妄加评议。

间接而强硬地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诏书草拟完毕刘据亲自审阅修改了几处措辞使其更具帝王威严和不可辩驳性随即用了皇帝玺印。

“明发天下！传谕各州郡尤其是长安朝堂及所有边军大营！”刘据的命令斩钉截铁。

这份诏书如同一道惊天霹雳瞬间震撼了整个帝国官场！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长安：留守的文武百官尤其是那些摩拳擦掌准备上书抗议的儒臣们瞬间被这道诏书打懵了。

皇帝不仅没有退缩反而以更强势的姿态反推回来直接改革了整个言官体系！他们意识到陛下之心已决如铁任何在此事上的纠缠都可能被视为对抗“认清主要矛盾”的国策。

在边疆：各地驻军将领尤其是像李凌这样常行“霹雳手段”的边将闻讯后无不感激涕零士气大振！陛下此举无异于给了他们一把“尚方宝剑”让他们在未来应对复杂战局时能更大胆地决策而无需过分担忧朝中迂腐之议。

在贵山城：随驾官员们噤若寒蝉彻底明白了皇帝的态度。